怎樣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認識其本質，莊子從忠誠、敬慎、能力、智識、信譽、廉潔、節操、儀態、人際等九個標準，提出一種遴選人才的辦法——“九征”。“九征”即九種征驗，“遠使之而觀其忠，近使之而觀其敬，煩使之而觀其能，卒然問焉而觀其知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，委之以財而觀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，醉之以酒而觀其則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”。
“遠使之而觀其忠。”
忠誠，從古至今都是為官之人必備的品質之一。在中國古代社會，“忠”指盡忠於自己的上司、君王。而莊子的“遠使之而觀其忠”，是指權力中心有意疏遠、冷落考察對象，看他是否依舊忠心耿耿，會不會立馬牢騷滿腹，由此觀察他的忠誠度。
“近使之而觀其敬。”
與“遠使之”相對，莊子還有一個“近使之”的考察策略，即與考察對象近距離接觸，建立私交，觀察他是否還能保持應有的禮儀與尊敬，是否就由“對事負責制”變為“對人負責制”，是否會進一步發展為恃寵而驕、得意忘形。
“煩使之而觀其能。”
人是復雜的，又是獨特的，能力總會有所偏長。如果要達到“各司其職，各盡其能”的良好工作局面，對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。莊子的“煩使之而觀其能”，即給考察對象安排很多有挑戰性的工作，看他能否遊刃有余，借以觀察其工作能力。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費祎就是一位能人。當時蜀國正值征戰多事之秋，公務繁雜瑣碎。費祎擔任尚書令，見識過人，且有過目不忘之能。他常在早晨和傍晚處理公事，聽取大家意見，中間接待賓客，宴飲娛樂，使人人盡興而公事井井有條。除了天生異稟，這也是個人修養的結果。佛教上說“定能生慧”，不能“定”，就不可能處理好繁雜的工作，更不能做出高質量的決策。而能不能“定”，主要還是靠個人的後天修養。
“卒然問焉而觀其知。”
智識是為官者又一必備條件。突然向考察對象提出其職責範圍內的問題，看他是否胸懷全局、應付裕如，可以考察其對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應的分析歸納概括能力。歷史上“卒然問焉”對官員加以突擊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。公元前179年，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：“全國一年內判決案件有多少？”周勃謝罪說不知道。文帝又問：“一年內全國錢谷收入有多少？”周勃又謝罪說不知道。緊張和慚愧之下，周勃汗流浹背。作為領導幹部，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，每出現一個新情況可以說都是一種“卒問”。只有對所負責的工作有詳盡細致的關註了解，才能應對來自各方的“卒問”。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說，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能做到知行合一，以“知”來指導“行”，以“行”來驗證和修正“知”，這是莊子對人才綜合素質加以判斷的重要依據。
“急與之期而觀其信。”
“信”，從“人”從“言”，詞意“誠”也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。誠信從來為立政之本。不僅儒家提出“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”，法家對誠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視，所謂“小信成則大信立，故明主積於信”，戰國商鞅就強調以誠信強國利民。唐代《貞觀政要》也有類似記載，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諫言，“德禮誠信，國之大綱”，這對唐前期的治國方略起到了積極影響。對莊子而言，“信”是非常重要的德行。“急與之期而觀其信”，意即倉促與考察對象約定時間，來觀察他的守信程度。古代交通不發達，因此“急與之期”，再看他能不能按時赴約，是檢測個人信用的一種方法。現代社會是契約社會，“誠信”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基石，而領導者想要“取信於民”則更應做好表率。
“委之以財而觀其仁。”
“仁”在此處是廉潔的意思。古語雲：公生明，廉生威。廉潔與否還會影響幹部的公信力和威望。對此，莊子的考察是“委之以財而觀其仁”，即安排其管理財物。
“告之以危而觀其節。”
莊子的“告之以危”，即是將考察對象置於某種危難處境中，以觀察其是否能臨危不懼、處變不驚、持守節操。戊戌變法失敗後，慷慨赴刑的譚嗣同是這麽說的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因流血而成。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。”這裏，“節”完全是一種置生死於度外、甘願為理想而獻出生命的高貴情操了。
“醉之以酒而觀其則。”
讓考察對象喝醉酒，然後觀察他的行為儀態。《鬼谷子》上說“夫情變於內者，形見於外”。一個人內在感情有所變化的時候，會在情貌上有所表現，如歌哭、舞蹈、或怒或笑等等。而莊子以酒醉將人對自身有意無意地偽飾盡量解除，還原其本真狀態，借以觀察他平時不能顯現的真實情誌，從而對他的為人、儀表等做出接近本質的判斷。這種考察方式可見莊子對人性體察之微。
“雜之以處而觀其色。”
“色”，本義是臉色。察言觀色，可以考察一個人的世界觀、人生觀和價值觀。這一方法是讓考察對象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，通過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。
綜上言之，“九征”之法即將人放在九種情境中觀其表現，察其人品，識其能力，從而完成對人才的綜合考察。而這九種考察策略都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之上的，全面且有針對性 。